새해를 맞으며
January 1, 2023 | Ni Chen

写在前面

2022 年 10 月，我躺在吉达 Fakeeh 医院的病床上，收到师兄传来导师病危的消息。双臂布满点滴针眼的我，几乎动弹不得，却仍摸索着手机回复邮件。从得知他手术到确认他离世，我始终抱着生命会有奇迹的幻想。11 月 7 日，当噩耗传来时，我正服用着镇痛药，内心的剧痛与身体的灼痛如潮水般撕扯着我。此后多次试图提笔记录，却总是在打开文档时泣不成声 —— 对我而言，导师是父亲、良师、挚友的三重化身，是支撑我坚守理想主义的精神支柱。他的离去，连同生活中的种种变故，让我一度精神恍惚，在坚持与放弃间反复挣扎。今日，终于借着几分酒意，整理这些凌乱的思绪。

2024 年 4 月 28 日 @ Tucson

师者之心

我的导师 Byoungho Lee 教授是一位充满情怀的学者。他常在实验室网页的留言板上分享见闻、记录心得：或是祝贺团队的学术突破，或是通报生活琐事，或是推荐读过的书籍与领域新动态。每年元旦撰文迎新的传统，他从 2003 年一直延续到 2021 年，从未间断。尽管我的韩语水平有限，却总会逐字查字典研读他的文字 —— 那些质朴的笔触里，藏着数不尽的启发与智慧。如今恩师已去，我仍会不自觉地刷新那个留言板，明知再无新文，却止不住怀念。面对这不可逆的永别，唯有追忆他的点滴，方能激励自己继续前行。

师承有脉

年轻时的我对 “师承” 二字似懂非懂，却莫名心怀敬畏。我的硕士导师学术精湛、温文尔雅，指导研究时极有耐心，即便批评也令人心悦诚服。那时我常好奇，究竟怎样的导师才能培养出这般优秀的学者？

初次见到李教授是在韩国的一场学术会议上。当他上台致辞时，师姐轻声告诉我：”这是你小导师的导师。” 我惊讶于他的年轻与英气，忽然理解了小导师的优秀渊源。后来接触到小导师的同门师妹，交流间亦觉如沐春风。看着李教授实验室的学生们做报告时的从容自信，我对 “师承” 的信念愈发坚定 —— 即便当时对他了解甚少，仍毅然决定申请他的博士项目。

后来的经历印证了我的选择。李教授兼具自律、诚信、幽默、包容等诸多美德。曾在 Twitter 上看到关于 “理想导师” 的描述，我几乎惊呼：这不正是他的写照吗？他的人格魅力如学术 “原生家庭” 般深远，让我在日后的工作生活中，总会不自觉地效仿他的处事方式。
Ideal Supervisor （来自 Twitter）

有教无类

我常想，若未曾遇见李教授，如今的我会是何种模样？性格内向、做事迟缓的我，在科研路上本就属于 “晚熟型”。这些年见过太多因导师苛责而挣扎的学生，难免设想：若遇上个脾气暴躁、缺乏耐心的导师，我是否早已放弃科研，甚至迷失自我？

幸而李教授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：他不因研究表现厚薄待人，不盲目追求影响因子，博士毕业只需达到学校最低标准（一篇论文），从不让我们为拼凑论文焦虑。无论学生选择工业界还是学术界，他都全力支持。他善于发掘不同性格学生的潜能，让研究室始终洋溢着包容和谐的氛围。

克己复礼

导师是严于律己的典范。结识他之前，我自认为足够自律，而他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 “克己”：

  • 守时如钟：他从不会迟到，若例会延迟，必提前致电说明迟到 5 分钟或 10 分钟；
  • 事事有回应：若无法立即处理邮件，定会告知预计回复时间，且分秒不差。申请 OSA 项目时，他因在路上延误推荐信提交，特邮件说明会在抵达酒店后联系管理员，最终果然如期完成；
  • 言出必行：一句 “下次回韩国请你吃饭” 都会记在心上，而他说 “不” 的事，便绝无转圜余地；
  • 坚守学术道德：担任期刊编辑时，从不给亲信开小灶；出任系主任、学会会长等职务时，凡涉及研究室成员的事务，必定主动避嫌。

这些品质让我坚信：无需投机取巧，亦能有所成就。而他的离去，曾让我一度感觉信念崩塌，陷入无尽的空虚与迷茫。

性别平等

很长一段时间，”女性” 身份如同枷锁。在 STEM 领域，周围几乎全是男性的环境中，即便什么都不做，也会被 “特别关注”。我习惯了在全是男性的会议室里缩在角落，高峰期宁可爬十几层楼梯，也不愿在全是男性的电梯里尴尬共处。工作后，甚至常生出 “要是我是男性就好了” 的感慨。

然而在首尔大学的岁月，却是我近十年遭遇性别歧视最少的时光。这既得益于学校的人权教育，更离不开导师的努力：

他特意邀请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Donna Strickland 教授来校演讲，并在全是男性高层的晚宴上为女性学生预留席位；

担任电子系系主任期间，首次公开招聘女性教授，打破了自建系以来无女性教授的历史。

后来读到他 2002 年撰写的《女性也读博士吗？ 》，才明白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，他早已在身体力行地思考与践行着性别平等的社会责任。

厚德载物

作为导师的第一位留学生，我深受他的关怀。入学后的第一个 Home Coming Day，师母便热情地拉着我聊家常 —— 后来她告诉我，导师特意叮嘱她多照顾我，怕我作为外国人感到孤单。尽管我韩语磕磕绊绊，敬语使用混乱，他却从未要求我刻意学习，反而常对大家说：”陈妮在场，我们说英语吧。” 这份体贴，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2010 年第一次参加 Home Coming Day

导师从不轻易评判他人，唯一一次提及我的性格： “我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外向，你不太一样呢。” 博士毕业赴香港工作前，他告诉我他对 Lam 老师说我比较内向了。 这才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内向已格外明显，于是开启了 “五年话痨训练计划”。

他对每个人都平等有礼：从教二十多年，唯一一次叫错学生名字后，竟自责许久；每次出差，哪怕去中国，都会备好小礼物答谢帮助过他的人，哪怕只是帮忙订机票的学生；他营造了团结的研究环境与积极的校友网络，实验室的项目大多来自已任职产学研机构的前辈推荐；他将获得的景岩奖两亿韩元奖金全数捐赠给首尔大学工学院……

他的批评总是温和而有引导性。2013 年我参加斯图加特 FRINGE 会议，做完报告后四处游玩，缺席了 Reception。回国后他笑着说：”Osten 教授把照片发给我了，找了半天没看到你。” 此后我便懂得珍惜每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。博士毕业时，他带着我的论文去西雅图开会，边参会边修改，那叠沉甸甸的 A4 纸，满是他的心血。

离开韩国时，我送他一幅 “厚德载物” 的书法作品。多年后师母提起此事，兴奋地指着汉字让我看 —— 原来学生的认可，对导师如此重要。
2019 年最后一次参加 Home Coming Day
2019 年最后一张合影 @Bordeaux

2019 年在导师办公室门口，我最后一次对他说：”保重身体。” 那时还想着 “他这么年轻，这话该对长辈说”，却不想竟成永别。从得知他患病到离世，我始终期待奇迹，最终只余无力与痛惜。那些未说出口的感谢，未及展示的成果，都成了永远的遗憾。2022 年卧床的两个月里，我对着天花板反复思索生命的意义 —— 直到看到李栋旭的访谈：”当我们真正接近死亡时，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。”

愿我的生命，亦能留下一丝意义。

朋友们曾笑称实验室主页像导师的个人博客，我很庆幸他以这种方式留存思想。重读他的文章，仍会为他的学识、责任感与人生态度所打动。我整理了他的部分文章（这里），可惜许多文章因网页攻击遗失，谨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