새해를 맞으며
January 1, 2023 | Ni Chen

写在前面

2022 年 10 月，我躺在吉达 Fakeeh 医院的病床上，收到师兄发来的消息，说导师病危。我两只胳膊上全是输液留下的针眼，几乎动不了，还是摸索着拿起手机回邮件。从知道他做手术，到确认他去世，我一直盼着会有奇迹。11 月 7 日噩耗传来时，我正在吃止痛药，心里的痛和身上的痛搅在一起。之后我好几次想把这些写下来，可每次打开文档都哭得写不下去。对我来说，导师既像父亲，也是老师和朋友，是支撑我坚持理想主义的人。他的离开，加上生活里的种种变故，让我有一段时间精神恍惚，一直在坚持和放弃之间来回挣扎。今天，我终于有勇气把这些零乱的想法整理出来。

2024 年 4 月 28 日 @ Tucson

师者之心

我的导师 Byoungho Lee 教授是一位很有情怀的学者。他常在实验室网页的留言板上写东西，祝贺团队的研究成果，也聊生活里的小事，推荐读过的书和领域里的新动态。每年元旦写文章迎接新年，他从 2003 年一直坚持到 2021 年，从没中断。我的韩语不好，但总会查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的文章。那些朴实的文字里，有很多启发和智慧。现在老师走了，我还是会不自觉地去刷新那个留言板，明知道不会再有新文章，还是忍不住想念。面对这样的永别，我只能多回想他的点点滴滴，用来激励自己继续往前走。

师承有脉

年轻时，我对”师承”两个字似懂非懂，却莫名地心存敬畏。我的硕士导师学问好、为人温和，指导研究非常有耐心，就算批评也让人心服口服。那时我常好奇，什么样的导师才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学者？

我第一次见到李教授，是在韩国的一个学术会议上。他上台致辞时，师姐小声告诉我：”这是你小导师的导师。”我很惊讶他这么年轻、这么有精神，一下子明白了小导师为什么这么优秀。后来我认识了小导师的同门师妹，和她交流也觉得如沐春风。看到李教授实验室的学生做报告时从容自信的样子，我对”师承”更加深信不疑。虽然那时我对他了解不多，还是决定申请他的博士。

后来的经历证明我选对了。李教授自律、诚实、幽默、包容，身上有很多优点。有一次我在 Twitter 上看到一张关于”理想导师”的图，差点叫出声来：这不就是他吗？他对我的影响，就像学术上的”原生家庭”一样深远。后来在工作和生活中，我常常不自觉地学他的做事方式。
Ideal Supervisor （来自 Twitter）

有教无类

我常想，如果没有遇到李教授，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？我性格内向，做事慢，在科研路上本来就属于”晚熟型”。这些年见过太多因为导师苛刻而痛苦的学生，我难免会想，如果我遇上一个脾气暴躁、没有耐心的导师，是不是早就放弃科研了，甚至连自己都找不到了？

幸好李教授对所有学生都一视同仁。他不因为研究成绩的好坏区别对待学生，也不盲目追求影响因子。博士毕业只要达到学校的最低要求（一篇论文）就行，他从不让我们为凑论文发愁。不管学生去工业界还是学术界，他都全力支持。他善于发现不同性格学生的长处，让研究室一直有包容、和谐的气氛。

克己复礼

导师是严格要求自己的榜样。认识他之前，我觉得自己已经够自律了，是他让我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”克己”：

  • 守时：他从不迟到。如果例会要推迟，一定会提前打电话，说明会晚 5 分钟还是 10 分钟；
  • 事事有回应：如果不能马上处理邮件，他会告诉你大概什么时候回复，而且说到做到，分秒不差。我申请 OSA 项目时，他因为在路上耽误了推荐信的提交，专门发邮件说到酒店后会联系管理员，最后果然按时完成了；
  • 言出必行：一句”下次回韩国请你吃饭”，他都会记在心上；而他说”不”的事，就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；
  • 坚守学术道德：做期刊编辑时，从不给熟人开后门；做系主任、学会会长时，只要涉及研究室成员的事，他一定主动回避。

这些品质让我相信，不靠投机取巧，也能做出成绩。所以他走的时候，我一度觉得自己的信念塌了，陷入了很长时间的空虚和迷茫。

性别平等

很长一段时间，”女性”这个身份对我来说像一副枷锁。在 STEM 领域，周围几乎全是男性，就算什么都不做，也会被”特别关注”。我习惯了在全是男性的会议室里缩在角落；高峰期宁可爬十几层楼梯，也不愿意挤在全是男性的电梯里。工作以后，我甚至常常想：”要是我是男的就好了。”

可是在首尔大学的那些年，是我近十年里遇到性别歧视最少的时候。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的人权教育，更离不开导师的努力：

他专门邀请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Donna Strickland 教授来学校演讲，并在全是男性高层的晚宴上给女学生留了座位；

他做电子系系主任时，第一次公开招聘女教授，打破了建系以来没有女教授的历史。

后来我读到他 2002 年写的《女性也读博士吗？ 》，才明白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，他早就在思考性别平等，也一直在用行动去推动。

厚德载物

我是导师的第一个留学生，受到他很多照顾。入学后的第一个 Home Coming Day，师母拉着我聊家常。后来她告诉我，是导师特别嘱咐她多照顾我，怕我一个外国人会觉得孤单。我的韩语说得磕磕绊绊，敬语也用得乱七八糟，他却从不要求我专门去学，反而常对大家说：”陈妮在，我们说英语吧。”这份体贴，让我在国外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
2010 年第一次参加 Home Coming Day

导师从不轻易评价别人，唯一一次说到我的性格，是说：”我遇到的中国人都很外向，你不太一样呢。”博士毕业去香港工作前，他告诉我，他跟 Lam 老师说了我比较内向。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内向得已经很明显了，于是开始了”五年话痨训练计划”。

他对每个人都平等、有礼貌。教了二十多年书，唯一一次叫错学生的名字，他自责了很久。每次出差，哪怕是去中国，他都会准备小礼物，感谢帮过他的人，哪怕只是帮他订机票的学生。他建立了团结的研究环境和积极的校友网络，实验室的项目大多是已经在企业、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师兄师姐推荐来的。他还把获得的景岩奖两亿韩元奖金全部捐给了首尔大学工学院……

他的批评总是很温和，而且是在引导人。2013 年我去斯图加特参加 FRINGE 会议，做完报告就到处去玩，错过了 Reception。回来后他笑着说：”Osten 教授把照片发给我了，我找了半天也没看到你。”从那以后，我就懂得珍惜每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。我博士毕业时，他带着我的论文去西雅图开会，一边开会一边帮我改。那一叠厚厚的 A4 纸上，全是他的心血。

离开韩国时，我送了他一幅”厚德载物”的书法。多年后师母提起这件事，还很开心地指着那几个汉字给我看。原来学生的认可，对老师来说这么重要。
2019 年最后一次参加 Home Coming Day
2019 年最后一张合影 @Bordeaux

2019 年在导师办公室门口，我最后一次对他说：”保重身体。”那时我还想，”他这么年轻，这话应该对长辈说”，没想到竟成了永别。从知道他生病到他去世，我一直盼着奇迹，最后只剩下无力和心痛。那些没说出口的感谢、还没来得及给他看的成果，都成了永远的遗憾。2022 年卧床的两个月里，我对着天花板一遍遍地想生命的意义，直到看到李栋旭的一段访谈：”当我们真正接近死亡时，才能理解生命的意义。”

希望我的生命，也能留下一点意义。

朋友们曾经开玩笑说，实验室主页像导师的个人博客。我很庆幸他用这种方式留下了自己的想法。重读他的文章，我仍然会被他的学识、责任感和人生态度打动。我整理了他的一部分文章（这里），可惜很多文章因为网站被攻击而丢失了，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。